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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3-12 浏览量：1000
牌匾的书写者，或帝王将相，或政府官员，或文化名人，或高僧大德，或书法大家，均非凡夫俗子。
那为什么很多匾额书法被斥为馆阁体呢？为什么馆阁体又是平庸俗套的代名词呢？
事实上，任何一种门类的书法作品，总有优秀杰出者，也有平庸低劣者，看多了容易产生审美疲劳，自然觉得落入俗套，满眼都是乾隆皇帝的题匾，确实也会倒胃口。
但是，让我们来还原一下乾隆皇帝在镇朔楼的这块题匾，你也许有新的观看角度。
这次为了探望在张家口宣化区的一群爱好书法的姐姐们，我去山阴之前在宣化府“驻跸”；
参观了令人震撼的辽墓壁画之后，又瞻仰了当地的鼓楼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镇朔楼，
远远望去，蓝天碧叶掩映之下，高悬一块匾额，上书“神京屏翰”四字。
想象一下这位以国为家的帝王，巡视至此，登上镇朔楼，满眼一派如画河山，遥想当年大明王朝的统治者和无数将士的滚滚马蹄和鲜血，想到这京西屏障的重要战略地位，饱蘸浓墨，提笔缓行，笔笔凝聚的是感慨，是赞美，是祈愿，是嘱托。
此时的乾隆皇帝，不可能像王羲之那样俱怀逸兴，也不可能像米芾那样跳宕痴迷，他全部的想象是江山永固，国泰民安。所以他下笔的基调只能如此。
这种“馆阁体”笔调好吗？
我们来看看中国书法中最基本的两种笔调，一是公共性的笔调，一是私人性的笔调。秦汉碑碣等属于前者，二王尺牍等属于后者。中国书法语言最大的分野即此，其他的都是衍生。
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让沈鹏，张海这些书法家来题写这个牌匾会是什么结果，只会是“不着调”，甚至滑稽荒唐。
他们可以写出很精彩的展厅创作作品，但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这“神京屏翰”四字，我觉得他们写不来，因为这笔底需要有江山的广度、鲜血的厚度。
我们再来看看应县木塔，应县木塔匾额众多，其中最著名的两块分别是：
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四年（公元1406年），率军北伐，驻应州，登城远眺时亲题“峻极神工”；
以及明武宗朱厚照正德三年（公元1508年）督大军在阳和、应州一带击败入侵的鞑靼小王子，登木塔宴请有功将官时所题“天下奇观”。
这种题匾的情状又比乾隆皇帝多了一层统帅兵马时的豪情与洒脱。
五台山走得有点仓促，未能细细品读，多为佛教术语，说实在话，有些词句是读不懂的。
比如下面这块在大塔院寺内的匾额，后来查了资料才知道是“法门龙象”四个字，一开始以为是法心龙象，还有人觉得是法山龙象，硬要解释的话都能说得通。
这四个行草书写得还是可圈可点，只是这种公共性的书写，如果不引起歧义也许更好，这也是匾额书法多用楷书、隶书的缘由。这个匾额写得好有这几处：
第一，用笔浑厚遒劲，行笔处的直截与转笔处的破锋之间对比清晰；
第二，造型生动却绝无张扬，外部方正简约，向内部找丰富，布白意识很强；
第三，这件作品是祝贺“如空宗镜”和尚升座，当时的笔调沉稳得意，形式与内容统一。
晋祠中的匾额数量很多，印象较深的是这几块：
一、明清交叠之际学者傅山的“难老”
端详傅山的“难老”二字，绝去大幅草书的张扬，仅留浑厚气韵，无一笔起收转承方折刻厉，一派真气内敛，在傅山书法中堪称精品。
二、现代书家沙孟海的“傅山纪念馆”
沙孟海先生的傅山纪念馆，实乃精心之作，用笔老辣痛快，结字舒朗茂密，首尾二字较大，章法规矩得当，不愧为现代大家；
让沙孟海先生题写此匾，正当其人，他的气质、学养与阅历，当然能够理解傅山的人品与书品。
三、当代书家王镛的“太原堂”
最后看当代书家、学者王镛先生的作品。王镛先生祖籍太原，为太原王氏祠堂题写该匾，算是合适。
王镛在题写时也一反平日我们多见的姿态，虽然笔调一致，但是造型上并未刻意夸张野逸，而是在精心设计的基础上，尽量显得厚重稳当。
顺便提一句，无意中竟然发现恩师苏金海的“花径”一匾
同行都在仰望层层叠叠地匾额：
题匾，不是随便一位书法家就可以上得了手的，没有阅历，没有想象力，没有学养，没有对文化的深层次思考，没有把对象与自身的书法语言相结合的能力，都是白给。
而当今，又有多少书家可以用这种“馆阁体”的笔调，展现出那笔底江山呢？
